爱如折翼 2008-4-11 14:14
咸阳周陵（图）及其争论
周陵？秦墓？谁将承载历史的沉淀
2008年2月28日，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焦南峰在全省2007年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上说，经过考古发掘初步判断，所谓的“周陵”既非周王陵，亦非西汉墓，应为战国时期某代的秦王陵墓。此言一出，立即引起轰动，人们惯有的思维被打破，同时对“周陵”发生了极大兴趣，到底为谁陵的说法又一次被提起。
周陵概况 周陵是西周时期周文王、周武王、姜子牙等陵墓的合称，其陵墓布局构成了咸阳北原上陵群中“背子抱孙”的罕见胜迹，1956年被陕西省政府公布为陕西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周陵陵园呈长方形，分内外园，内园南北长756米，东西宽270米，面积204120平方米，现已存周文王、周武王、姜子牙陵墓各一座，献殿两座，配殿两座，木牌坊一座。40余通历代帝王祭祀周陵碑碣保存完好，有“周陵小碑林”之称。整个陵园松柏环绕，郁郁葱葱，陵园以西2000多株古柏，有“周陵蓊郁”的美誉。陵丘居陵园之中，文王陵在南，成覆斗形 ，底边长78米，顶边长48米。武王陵在北，高12.3米，底边长71米，顶边长14米。两陵被灌木覆盖。
周陵文物保存完好，文化底蕴深厚，“周礼”就说明真正的文明是从西周开始的，“咸阳祭周，曲阜祭孔”，反映出人们把祭祀周陵作为一种信仰和文化的寄托。
周陵历史 咸阳，商代毕程氏的封地，武乙廿四年（约公元前1118年）周族首领季历伐灭了毕程氏，将此地作为他和儿子周文王居邑，孟子有“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这是对周文王葬于咸阳的最早记载。
祭周在咸阳也有记载，据查，始于北魏。《魏书·地形志》及咸阳郡之石安县（今市区）有周文王祠，隋代祀“文王武王于沣渭之郊，以周公召公配”（杜佑《通典》，唐宪宗元和七年）。明代，祭祀扩大到成王和康王陵，朝廷每三年出祝文香帛，传制遣太常寺官致祭。清朝在文、武、成、康陵筑祭坛，建献殿。康熙四十二年，唯独为周武王御书祝文。民国期间，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前来谒拜周陵，设祭植树，西京筹备委员会在此栽植了大量柏树。
秦墓只是初步推断
2008年2月28日，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焦南峰在全省2007年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上说，经过考古发掘初步判断，所谓的“周陵”既非周王陵，亦非西汉墓，应为战国时期某代的秦王陵墓。“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而不是定论。”张俊辉作为周陵的守陵人、文物管理所所长、咸阳陵文化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对周陵的归属有他自己的看法。
“去年省考古队用了6个月时间，对‘周陵’进行了保护利用规划，把整个陵园的内城、外城、葬坑、文化遗存做了调查，根据陵墓的陵制形式，推测有类似与战国晚期秦的陵墓。这只是推测，但不是定论。它需要开发挖掘出的文字、图案、代表性的器皿作为理论支撑，出土的实物才是‘周陵’归属最有力的证据。”
通过文物调查，现在发现的两个陵墓确实为帝王级陵墓，周陵外园墙、南陵和北陵用的陵园园墙，即东西南北四个墓道，呈“亞”字形。按照我国封建礼制，这其实符合了陵墓是帝王和皇后才有享受这种陵墓的级别，否则这是越礼、践踏礼制的。
“已经确定是‘亞’字形墓道，但还不能完全确认是秦墓，现在得结论，还为时过早，对于秦墓说，我们应该理性看待。”张俊辉若有所思。
学术之争由来已久
“周陵”到底是哪个朝代的陵墓？这个争论由来已久，而且众说纷纭。有三种观点，即西周王陵、战国秦君陵、西汉君王墓。从唐宋时期就开始了周陵归属的学术之争，官方将其作为周代陵墓，但学术界则认为是秦代陵墓。
从封建社会以来，国家及执政政府一直以“周陵”来看待，尤以祭祀文化突出。历代政府均有在周陵祭祀的习俗。少数民族统一中国后，更加注重对周陵的祭祀，由隋代，唐代、元代，祭祀规格也在不断升级，从庙祭、陵墓祭祀，到社庙祭祀，清代皇帝遣官致祭，凡国家有重大事件或盛大庆典时都要遣官致祭文武陵寝（平大小金川，平三番，征准葛尔祭碑尚存）。唐宋以来，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手书“周文王陵”石碑。这些都符合了“咸阳祭周，曲阜祭孔”的说法。
但考古界、历史界却认为，按西周墓葬制度，王族墓穴十分集中，历史上从未被人盗掘。但是，咸阳原的陵冢“皆大作丘垅，多其瘗臧，咸尽发掘暴露，甚足悲也”。 不封不树，没有任何地面标志。有记载“秦武王冢在涪丰安陵县西北毕陌中，大以为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并在《毕陌毕原考》中“毕陌在渭水北，秦文王、武王所葬，即今咸阳之陵，现诸书甚明，其误自宋人始。”的纪录。“亞”字形的陵墓结构符合战国晚期秦王墓的特点，所以考古界、历史界将“周陵”推断为秦悼武王或者秦惠文王之墓。
张俊辉：对秦王墓的疑点
1、如果发现的为秦悼武王和秦惠文王之墓，那么在附近发现的200多座战国时期的平民墓又怎么解释？
“从平民墓中发掘出来的东西已经确认是战国时期的，如果是秦代的两个帝王，那平民墓就不可能进入帝王的陵园范围，这是封建陵寝礼制问题，也不可能出现此类事情。”
2、如果是秦王墓，在他们那个时期已经由公墓制度转化为陵园制度，两个王怎么会在一个陵园中？
“公墓制是好几个帝王葬在一块，而陵园制已经发展到一个帝王一个陵园，秦宪公已经是一个陵园了，而秦悼武王和秦惠文王之墓却葬于一个地方，这就难以说明问题。”
“毕”成为揭开谜团最终答案
《史记》曰：“葬周公于毕”，而岐周至今找不出毕地被排除有西周王陵的可能性了。从文史资料来看，“毕”是文武周公的葬地，这一点大家都没有异议，只在于“毕”在何处？
张俊辉将他对这个字的推断和分析给出。
1、《史记》成书于西汉武帝时代，上起黄帝，下至武帝。如果“毕在镐东南杜中”，那么《周公世爵》曰：“姬嘉，周公三十六代孙，武帝元鼎四年，封周子南君秩比列侯，元封三年弟昭袭。元帝初元五年，追封承休侯，缮治陵寝。”西汉帝王为什么要封咸阳的周公子孙爵？
2、从地望来看：丰在镐西，丰镐相距二十五里，杜在镐东南，毕郢在丰镐西北，如果“毕在丰镐东南杜中？”那么“毕西于丰三十里”又是怎样？
3、“毕”在殷周时期，地在咸阳，不在杜中。司马迁认为：“毕在镐东南杜中”，他所指的“杜”可能是依据汉初杜县的位置来说的。此句中的“杜”可推定为依杜伯国位置，不可能依杜县位置。史公不可能在阐明“毕”地的关键语中用两个朝代的地名来指地望，另《史记》中用国名、州名、县名表示国都。
4、从历史地名考来看，史公成《史记》及有关周的史料用的是西周时地名。“文王卒于毕郢”，“武王上祭于毕”等，“毕”是西周时或商晚期的封地名，既然周王陵在杜伯国之毕地，史公可直说成“祭于杜”也免留下这些费解和争议。
程、毕地望在今咸阳市东北16公里渭城韩家湾乡白庙村附近。是吴回后代的封地，商代封其后裔于此，称程邑，殷末，古公亶父子季历、孙姬昌（文王）曾都于此。毕地在程地之北，周武王伐纣之后（前），将此地封给姬高，称毕国，后人称其为“毕郢”（郢通程）称咸阳北部的黄土原为“毕原““毕陌“或“毕郢原”。（《咸阳地名志》）
古人建都造陵的法天思想和毕程于丰镐的位置，二十八宿，是古人为比较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的运动而选择的二十八个星宿，作为观象测时的标记。“宿”的意义和黄道十二宫的“宫”相同，表示日月五星所在的位置。分东方七宿，北方七宿，西方七宿，南方七宿。西方七宿为：奎、娄、胃、昴、毕、觜、参。咸阳毕原的位置和地形为：北纬34度21分－34度29分，东经108度38分－108度56分位，是黄土台原的南部边缘，东西长32.7公里，南北宽13.5公里，最窄处仅有1.5公里。总面积为350平方公里，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中间略有起伏。最高处海拔519米，最低处411米，平均每320米高差1米。背泾面渭，东端被泾渭汇流切断，形成三角形的原面，形状很像二十八宿里的毕宿，（《咸阳地名志》）也就是说咸阳毕原像“毕宫”且土厚水深，原面平坦。
文王精天文，通地理，后又坐羑里演周易，在他的父亲季历先后攻败西落鬼戎、余无、始呼、翳徒等部落，以程地作居邑，国土沿渭河向东扩展的基础上，继位后在伐宗侯虎，作丰邑前，仍居程邑。他依据“毕程”的奇特地位和地形，在此修建宗庙，后作为自己的墓地是符合逻辑的。“毕”地处在新都沣京的 “乾”位，也符合文王八卦“乾”为天子之位和古人都北而葬的定位思想。所以民俗文曰：文王身卧福地，头枕岐凤（岐山、凤凰山）二山，手扶泾渭（泾河、渭河）两岸，脚蹬金斗潼关（潼关县志说：潼关日产斗金）。
《古本竹书纪年》载：“六年，周文王初礿于毕，毕西于丰三十里。”也就是说，六年（帝辛），文王初行春祭于毕，按周制“天子诸侯同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东曰烝。“天子的祭为特祭，其余三祭为合祭。前文已述过：杜在镐东南，毕程在丰西北，《史记》说文王“伐崇侯虎，而作沣邑。”正义解“崇”在丰镐之间，又说文王“伐崇侯虎前，仍居程邑”。《国语·晋语八》注说：“豕韦自商之末，改国于唐，周成王时灭唐而封其弟唐叔虞，迁唐于杜，谓之杜伯”。显然杜是在周成王灭唐之后形成的。可以推出杜是向镐靠近了一步。因“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迁于杜是便于管理和监视。即就是殷唐，周杜，汉杜县，唐毕原就是史公所指的毕地所在，那么从时间上文王在居程邑而向东伐地的那个时段，不可能在帝辛六年在那里行春祭。唐国也不可能有周人的宗庙。此时的周人宗庙文王只能建在他和父亲所居的程邑。
“无论是谁的陵墓，它都有自己的本位文化和附加值在内，学术论证是没有止境的，而且很正常。一个文物古迹，我们要看到它的历史承载价值和沉淀，都是老祖先留下来的，假如真正挖掘开发是秦墓，我们不可能就将现在的周陵碑碣推倒，因为它已经在我们的信仰文化、民俗文化中培植了一种文物文化的载体。现在周陵正在向国家申报开发挖掘，那时，一切的一切都会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