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城市传奇
“安石不出，奈苍生何！”这句话，本来是讲东晋宰相谢安的，谢安，字安石。当时，这位谢公也是吊起来卖，就是不出来做官祸害老百姓，于是当时人士都叹惋。王安石年轻时，也是如此，可叹的是，“安石一出，苍生奈何！”
王安石，江西临川人，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因曾被封为荆国公，所以后人也称他为王荆公。因为变法，使他跟天下人为敌，司马光、苏东坡等一代名臣，都对他咬牙切齿。但大宋的天子却视他为改革的救星。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到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的16年间，王安石及其追随者在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倡导变法，革除积习，这便是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可惜变法因前后跌宕起伏极大，致使朝臣长期相互倾轧，以失败告终。
王安石虽然出生在江西，却与南京有着不解之缘。17岁那年，因父亲王益升任江宁府通判，王安石随之来到南京，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五年后，王安石一举考中进士，名列前茅，从此踏上仕途。后来，他曾在南京三次任知府，两度守孝、两度辞相后也居住在此，先后在南京
生活了20多个年头，死后也葬在了南京钟山脚下。可以说，南京是这位千古风云人物魂牵梦萦了一生的家园。
青少年时期的王安石就特别喜好读书，而且他智商很高，过目不忘，是个神童。17岁前后他就立志要实现尧舜的理想。王安石的家境不好，早年曾去山上挖野菜，影响了他后来的特立独行、敢作敢为个性。
公元1042年，即宋仁宗庆历二年，22岁的王安石从南京一举考中进士高第，名列第四。可他却上书要到一个边远小县去做县令。从22岁中进士，到46岁位居显宦推行变法，二十多年间他多次谢绝朝廷美意，留在地方官任上。且每任都政绩斐然，深受百姓爱戴。于是，一次次的谢绝使得整个帝国上下，从皇帝到百官无不渴望见识一下他的真面目。而令人惊讶的是，生活中的他却是极不修边幅，还常做出稀奇古怪的举动。不过王安石这方面的特点反倒增加了他的传奇魅力，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高人。
仁宗嘉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59年，王安石给皇帝写了一封《万言书》，建议梳理财政，全面改革，但并没有得到仁宗的重视。1067年，年轻的神宗皇帝即位，提拔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就任命他做了翰林学士。1069年，王安石入朝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
话说到了北宋王朝第四个皇帝宋仁宗时期，这个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偶像皇帝之一的仁君，在位42年，竟一个儿子也没有。继承人问题是帝国最最重要的事务，在大臣韩琦、司马光等人的坚持下，宋仁宗只能立其堂兄濮安懿王的儿子赵宗实为太子，改名赵曙。转年，公元1064年，宋仁宗病死，赵曙即位，是为宋英宗。英宗身体很差，在位四年即病死，长子颍王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此时，宋朝的国力已大不如前，方方面面都呈江河日下之态。
首先，宋朝对“士人”太好，“恩赏”太厚，官僚机构臃肿得不行。宋朝帝王比较“厚道”，总是慷慨地赠予大臣金银珠宝．到宋真宗（宋第三位皇帝）咸平年间，天下“冗吏”多达十九万五千余人，光薪俸支出就大得惊人。仁宗时代，开科取士，进士加诸科就近万人；还有那些皇族、外戚、功臣等的后代，在“恩萌法”的庇佑下，一大群人生下来就有“级别”，就有俸禄，这帮人有钱有闲有精神，更有时间“制造”人，呈几何级数上升。皇亲国戚们的生殖力更是一个胜似一个。宋代文臣武将，生活极其优裕，只要不犯“谋逆”罪，干出天大的坏事，最重的处罚就是远流偏僻地方做小官，“过海”（罚至海南）和“过岭”（过梅岭到岭南）几乎就是最重的责罚。制度如此宽容，知识分子们又爱风花雪月，而风花雪月最费钱。
北宋历史上以正直著称的名臣，也都是“豪侈”的主儿。寇准在家，天天在庭院燃巨烛，耀如白昼，“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吕蒙正，是酷嗜“鸡舌汤”的大美食家，每餐必喝此汤，当然不是冰冻鸡舌，吕家厨房一天要杀成百上千只鸡，才能供吕宰相一汤之用；宋祁大文士，天天“体验生活”，夜夜拥歌妓饮美酒，无日不醉。其兄宋庠捎话让他检点些，相劝道：“不要总这么骇人听闻地花钱吗，还记得从前我兄弟俩在州学内天天吃粗饭咽咸菜的事吗？”宋祁大笑：“请回禀兄长，当年寒灯苦读，吃糠咽菜，不就是为了现在能活到这份儿上吗！”翰林学士蒲宗孟“性犹侈”，每天吃饭最少要十只猪十只羊，消耗三百只巨烛用以照明。就连洗脸洗脚洗屁股这样的小事，蒲夫子都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别。每用婢子数人，一浴至汤五斛。（其）他奉养率称是。”连苏东坡都写信劝他要“慈俭”。这位蒲爷还有个故事：一次，他见一位一百多岁老道人，问对方养生之法。老道说，要清心寡欲，戒酒，戒色，戒贪，戒纵乐。蒲学生低头想了想，说：“如果这样，即使活上千岁，又有屁用！”
上述人物，还都是世人眼中的“好人”、有德有功大臣，可想见贪官污吏的好日子，定更耸人听闻。
除支撑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外，北宋还要供养一支无比庞大的军队。太祖赵匡胤时，精练禁军，为宋朝军队精锐，人数只有20万不到。太宗时，禁军已有35万，真宗时，数目又达43万。到了仁宗时期，禁军数目竟达83万。之外，加上厢兵等其他正规军和“后备役”，仁宗时期就有近130万的兵要靠国家养活，
政府岁入的五分之四都要做军费支出。西夏战事起，宋朝禁军虽多，但昔日的英雄们早已老死、病死，仁宗一朝的禁军都是花架式，特别是京城禁兵，鲜衣骏马，只知领取俸禄，连出操都极其罕有。更过份的是，这些人每月关领俸粮，自己都扛不动，要雇挑夫帮他们扛。这样的士兵，派到西北与虎狼一般的党项人对阵，后果不说就可明白。花费巨亿，宋朝养就了这么多“造粪机器”。
所以，到了宋英宗时代，宋太祖、宋太宗时期数目“骇人耳目”的封桩库、左藏库等昔日金帛山积的国库，完全空空如也，连耗子都不见一只。以宋英宗治平二年为例，这一年宋朝岁入虽达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之巨，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已经是入不敷出了。宋朝对盐、茶、矿产皆实行“官卖”的垄断制度，商税极高（甚至达百分之五十以上），收入不可谓不厚。但开源而不节流，任凭是哪个人当家作主也禁不住这么糟蹋，最终使国力一步一步走向匮乏。
宋神宗继位没几天，向主管财政的三司使问起“国用”，才知道国库中什么都没有，“百年之积，惟存空簿”。血气方刚的神宗皇帝想富国强民打胜仗，一听没钱，立感泄气．有病乱投医，谁能给政府弄来白花花的银子，谁肯定会得到重用。
至此，王安石终于有机会登上了中国历史的大舞台。
熙宁二年（1069年）八月，宋廷下诏在淮、浙、江、湖六路，实行均输法。当年十月，王安石又推出青苗法。熙宁三年（1070年）年底，王安石正式拜相，标志着他“变法”高潮的来临。此后，他接连推出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条约以及保甲法，并对天下兵制进行了大手笔的改革。
宋神宗用王安石行“新法”，代价不可谓不大，御史刘述、刘琦、程颢、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愈等诸多朝臣，相继因不纳忠言而去职。最后，欧阳修、富弼、文彦博，包括荐用他的曾公亮，都被王安石挤兑出朝。“于是，吕公著、韩维、（王）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已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王安石人品，由此也可见一斑。
新法既行，天下喧攘。特别不利于王安石的是，数年大旱，恰值新法施行的几年。王安石认定“天变不足惧”，但宋神宗与当时士大夫没有他思想那么“进步”，暗忖变法是否是触犯了“天怒”，才以此示警于人。同时，王安石助手也开始内斗，争权夺利，打得你死我活。面对蝗旱涝灾，宋神宗自己也下《罪已诏》。在此情势下，王安石自己求去．于是，熙宁七年（1074年）夏，王安石“出知江宁府”。
宋神宗毕竟反复，不久，他又召王安石入朝。但是，此次入京，形势对王安石已经大大不利。入京途中，夜泊瓜洲，老王做了那首脍灸人口的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与其说是心怀喜悦，毋宁说洋溢着淡淡哀愁。黑色不祥的预感，已萦绕于王安石心头。
王安石心灰意冷之际，仍旧在那里死撑。但是，熙宁八年十一月，天上慧星出现。古人迷信，不象现在人知道科学，个个仰着脖子看“天文奇观”。慧星出现，在古代不是死皇帝就是大祸事出现，上层下层都骇怕。特别是曹太后与高太后，更是吓得不得了，天天哭劝神宗皇帝再不能用王安石。神宗皇帝心里也非常害怕。所以，当年的大扫帚星，是王安石最终失意离朝的最关键因素。
当然，王安石后来仍旧反复几次，表演“因病不能视事”，但用多了也不管用。熙宁九年底，王安石自请罢相归田。神宗皇帝也顺坡下，让他出判江宁。此次出京，于老王来讲也是永别，他再没机会回到汴京。
王安石隐居在南京之后，过上不问政治的生活。神宗皇帝去世之后，向太后马上起用了司马光，司马光从洛阳回到汴京，主持整个国家的工作。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司马光三下五除二把王安石最重要的那些变法都给一一废止了。在此之后，变法经过了几次三翻四覆，导致了北宋王朝走向崩溃。
公元1086年，即宋哲宗（神宗皇帝之子）元佑元年，王安石在南京去世。据记载，他逝后就葬在了今天南京海军指挥学院院内的半山园．那是1076年，56岁的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回到金陵时，在钟山脚下的白塘为自己建造的居室。因主塘距江宁城东门7里，距钟山主峰也是7里，所谓半途上处，故名半山园。
一代权相、一代文豪，就此终生和金陵山水相伴。
总结一下王安石为人－－－－个人操守方面，老王勤俭无奢欲，天天日理万机，百分百是宋朝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好干部典型。但是，“以大狱以报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奖游士也，喜谄谀而委腹心也，置逻卒以察诽谤也，毁先圣之遗书而崇佛老也，怨及同产兄弟（王安国，与王安石政见完全相反），子死魄丧（其子王雱先死）而舍家为寺以丐福于浮屠也”――所有这些，均成为当时后世正直士大夫所不齿的大把柄。
王安石变法的悲剧，其实也是时代的悲剧。
宋仁宗在位达42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与民休息是好事，坏就坏在“解散以休息之”，天下人心的松驰，对西夏、辽国以“岁币”买和平，大输锦帛以买苟安，全国上下沉浸于一种虚假的宁静氛围中，没有让人激愤励志的精神氛围，这才是最为可怕的事情。而且，宋朝上下就怕言兵，成为忌讳，天下事就此可知了。
宋神宗继位，天天为国贫而忧心忡忡，“故以召（王）安石聚敛之谋，而敝天下”，弄得天下骚然，富国的目的也没有真正达到。宋神宗、王安石君臣的富国强国之计，说白了只是“聚财”二字，以为有钱有粮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完全忽视了精神层面上的作用。
美国最有钱，越南、格林纳达以至于现在的伊拉克，老美皆灰头灰脸。五十年代的中国很穷，朝鲜战争，也能凭气凌势用简单的武器把美国与西方联军打得心服口服。至于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更是不胜枚举：汉高祖刘邦小亭长出身，身无余粮，一变而帝万邦。秦朝有六国积储，敛九州赋财于关中，一宵瓦解；南朝宋的开国者刘裕，内忧外患，只以三吴一地财力，破后秦，杀慕容超，吓得北魏也屏息蹑足；安禄山得势，拥长安，据险关，金银山积，唐肃宗地处僻远灵武，仍旧最终复国
由是观之，宋朝之患“实不在贫也”。宋神宗之时，如果守先朝之小康，增强国民的忧患意识，不急于求成，不贪图小利，不打肿脸充胖子，积累二十年，西进北讨，大可以一举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