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高房价会大大的降低中国城市人口素质

　　房地产大鳄任志强与房奴阶层不同，他不仅随时可以在媒体上发言，而且是北京政协委员，对政府有进行建言的特权。他在2009年的政协会议上放出高房价是“控制人口素质的门槛”的言论，引起一阵社会的公愤。现在，似乎刺激社会的公愤成了某些人的嗜好。他们越能激起公愤，就越能引起注意，也越可以指着网上的骂声说：看看，网络民意就是非理性!

　　我已经学会了不愤怒。我甚至要感谢任先生把房价和人口素质的问题提出来。因为稍微进行一些研究就能得出结论：高房价会降低中国人口的素质，伤害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起飞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得天独厚的人力资源。

　　讲到这里，不妨唠叨几句不是题外的“题外话”。还记得吗?就在不久以前，任志强的朋友茅于轼先生夸夸其谈：中国现在的财富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工人农民都不算数。据说，在中国特别受尊重的，就是这样的经济学家。你要反驳他，报纸会把你的稿子拿下来，有人还会给有关报纸打电话，施加压力要求该报不登你的文章。当然，还有人说你是反市场经济，是左派，要回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在中国当家的，似乎就应该是大款，是主流经济学家。

　　然而，当今世界最大、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权威刊物，却另有看法。比如，《时代周刊》所评选的2009年度人物是美国联储主席伯南克。伯南克在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中，处惊不乱，力挽狂澜，实在也是不虚此名。不过，伯克南是在战胜了另外四个入选最后一轮的竞争者之后当选的。这四个竞争者也都各有不凡。其中驻阿富汗美军总司令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奥运百米超人博尔特、美国众议院发言人南希·佩洛西(有媒体报道还包括今年的诺奖得主奥巴马总统)，都是其他领域的人物。唯一和伯克南同属于经济领域的，则是我们中国人。具体地说，就是“中国工人”。

　　《时代周刊》的评语写得很清楚：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即维持8%的年增长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他们经常是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到沿海的城市工作……显然，所谓“中国工人”，实际上也包括农民，特别是那些背井离乡的农民工。

　　我多年来一直反复强调：中国经济起飞的主要功臣，是中国的工人农民，而不是什么企业家、经济学家。看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明白：在中国的目前经济成就中，既无世界一流的技术，也无世界一流的管理。中国的精英们，只能在中国呆着。比如，中国一流的经济学家，一般出了国很难在大学任教;中国的高管，不可能到世界任何一个一流企业中当高管。但是，中国的工人，是世界上最勤劳、最能吃苦的。他们到哪里都能当好工人。中国这个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是靠他们作顶梁柱。中国没了哪个“一流”企业家或者经济学家，经济都不会受任何影响。但是，没有这些工人的奉献，经济顷刻就完蛋!这些话，在我的两本书《怎样做大国》和《仇富》中白纸黑字地写得清清楚楚。如今所不同的是，《时代》周刊呼应了我的一贯主张。

　　这就给所有中国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在地球另一面的《时代》周刊把“中国工人”看成是拯救世界经济数一数二的英雄，而在这些工人的祖国，他们竟被称为“都不算数”?为什么一把他们说成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功臣，就被攻击为“民粹主义”，甚至“煽情”?

　　所幸的是，《时代》周刊比起那几个在国外任何一个像样的大学都找不到教职的“主流经济学家”要有权威得多。《时代》年度人物比起一年一度的诺奖(至少是和平奖)来也并不逊色。这次“中国工人”的荣誉，也应该令我们的社会反省：究竟是谁缔造了当今的中国?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让那些大款、主流们无功受禄，还是要对“中国工人”论功行赏?市场经济，就是应该对那些对经济做出最大贡献的人进行最大的回报。我们对“中国工人”的回报在哪里?如果这些拯救了世界的人居然连子女入学都难以保证，如果我们用高房价的门槛把他们作为低素质的人口卡在城市大门之外，我们还有什么资格称自己是市场经济?

　　房价确实就是“城市的门票”。要知道，自古以来，城市就是人类文明的动力。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是城市文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决条件是其城市的繁荣，日后的启蒙主义也是以城市为中心，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的繁盛，更靠城市的创造力。城市经济资源集中，人口密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充分。人的聪明才智，在城市的环境中发挥得最充分，进步也最快。也怪不得，在许多社会学家的眼中，城市化水平和现代化水平几乎是同步的。

　　高房价提高了“城市门票”的价格，提高了城市准入的门槛，把大量本来能够进入城市发挥其才智、提高自身素质的人排斥在外。这样的结果，到底是人口素质的提高还是降低呢?

　　我们不妨引经据典地把道理说得更复杂些，免得被人说为没理性、没文化。任先生的意思大概是：高房价提高了城市的准入门槛，只有素质最高的人才能进来。这样虽然牺牲了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口的素质，但保证了城市人口本身的素质。

　　可惜，即使从这个角度说，高房价也不仅会降低整个人口的素质，更会降低城市人口的素质。这里我不妨引用已故哈佛大学心理学家RichardJ.Herrrnstein和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EnterpriseInstitute)著名学者CharlesMurray的名著《钟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商与阶级结构》来进行讨论。需要注意的是，两位学者在美国都属于保守派阵营，反对劫富济贫的福利国家，甚至被指责为对弱势过于冷酷。比如CharlesMurray就一直坚持认为：现在大学生太多，许多人根本没有读大学的素质，他们命中注定要干体力劳动，把劳力者通过慷慨的国家福利(比如奖学金等)变成劳心者，是浪费社会资源。也正是如此，该书出版后，作者几乎也成了在美国公众“最想打的人”，乃至出去讲演频频遭到抗议，甚至有暴力的肢体冲突，不得不要警察保护。我想，任先生应该把他们引为同道吧。

　　这一名著，因为是建立在严格的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出版十几年来虽然争议不休，其学术价值仍不可否认。特别是最近几年CharlesMurray频频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在社会政策上进行演绎，很值得我们关注。他们研究的是人最重要的素质之一：智商。其结论是，智商是天生的，和家庭背景、阶层，甚至教育程度都没有关系。当然，教育会给人许多技能，但无法把一个笨人变聪明。比如智商是一百(即人口的平均水平)的人经过严格的训练，可以比一个智商高达一百四十却从来没有读过书的人更胜任许多工作，但那不过是因为后者没有机会而已。一旦有了机会，后者就会轻易地后来居上。另外，高智商和低智商在人口中的分布，长期以来基本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如今人口中智商最高的百分之一，和两百年前相应的百分之一人口一样聪明。基于此，CharlesMurray特别强调：社会因为觉得高智商的人反正都会成功，于是就集中资源对低智商的人进行倾斜性的教育投资。这违反了基本的市场逻辑。这就好比你放着好矿不开采，偏找最贫瘠的矿一样。在聪明人身上投一块钱，可以产生一千块钱的效益，而在笨人身上投一块钱，能捞回本儿就不错了。所以，从整个社会效益的角度讲，国家除了必须履行对每个人义务教育之外，要因材施教、合理分配资源，让智商高的上大学，训练智商低的从事体力劳动。比起任志强的“不给穷人盖房”来，CharlesMurray的“不给笨人办大学”的理论同样惊世骇俗。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套保守主义理论，最终支持了许多自由派的劫富济贫的政策。因为智商和阶层没有关系，有钱的人未必智商高。在过去那种完全没有福利的社会中，教育资源全被富人垄断，虽然偶尔出了个卡内基这等从童工而变成世界首富的奇迹，但总体来说，大部分人口没有和富人平等的竞争机会。结果，富人在小圈子里近亲繁殖，智力越来越低。你能不能坐在华尔街大银行高级经理的宝座上，关键还看你是谁的儿子。但是，一旦扶助弱势的社会政策施行，穷乡僻壤中高智商的孩子就可能拿诺奖、到高盛当总裁。这自然也会把许多富家子弟挤掉。总之，精英社会的准入门槛越低，精英群体本身的智商就会越高。CharlesMurray还举例说，美国的一流大学，过去就那么几家，学生很少，现在则人数扩张了不知多少倍。这种普及的结果，是使过去服务于人口百分之一的精英的大学，服务于百分之十的精英，按说会冲淡这些大学的学生智商水平。但令人惊异的是，现在这占人口百分之十的名校学生的智商，竟然比过去同样学校中占人口百分之一的精英学生的智商还高!为什么?因为大量的奖学金，使许多穷人进大学的“门票”便宜了，甚至“免票”了。过去的富家子弟(白人男生)，两个中就有一个可以进哈佛。现在呢?哈佛的学生确实多了。但是，男的，女的，黑的，白的，富的，穷的，美国的，外国的，甚至非法移民，都可以来竞争。二里挑一变成了至少十里挑一。这样挑出来的学生智商能不高吗?

　　城市就是现代文明中的一所大学。城市人靠着既有的财富，把“门槛”提高，最后也只能“上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矮子里面拔将军”。这样素质能提高吗?我1979年高考，是北京文科类前十五名，这大概是我一生最大的“优胜记略”，现在想起来多飘飘然，当时更是洋洋自得了。可是进了北大一看就傻眼了：同屋从农村来的同学，连电灯都没有，上学宿舍烧煤差点被煤气熏死。我则住在北京，掌握着当时海淀区最先进的复习资料。要是成千上万像我同屋那样的农村孩子有机会住在北京读书，我还排得上前十五吗?

　　看当前这场关于房价的争论，活像三十年前在北京挤公共汽车：没挤上去的大叫“别走”，挤上去的马上高呼“关门”。这样能创造一个“和谐社会”吗?真正的“和谐社会”，还是要多一些公共汽车，并把车票价格降低一些。未来几十年，几亿农民将进城。根据《钟曲线》的智商理论，他们中最聪明的百分之一，和城里最聪明的百分之一在智商上完全平起平坐。当他们进城后，城里十里挑一的聪明人，就赶得上原来二十里挑一的聪明人。把这几亿丰富的“脑矿”锁在城外，用提高“门槛”“控制人口素质”，这样控制出来的，只能是变相的弱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