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我评说》自序：真实的价值观

　　人都爱听好话。“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正反映的是这种社会民众的普遍心态。因此见面寒暄的多是“过年话”。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见人生子多说望子成龙、恭祝未来的话，而说这个孩子早晚都会死的人定会惨遭痛骂，被咒为不得好死等等。

　　生活中当然是多说对方或大家爱听之话最佳，至少是礼貌或显得亲热。但如果要辨别真理和讨论问题，也是只唯上、察言观色的好话连天、吹吹拍拍、一团和气，则就不但于认识、了解、判断问题不利，也对无助于了解真相和寻找、探索真理。

　　有人喜欢京剧；有人喜欢歌曲；当然还有许多人更喜爱人人都能哼上两句的地方戏曲；同样有人认为昆曲好听而不喜欢京剧，有人喜欢美声而不喜欢流行歌曲。因此对不同的文艺表达方式人们也会有爱听与不爱听、正面与反面的看法与评判标准，对“过年话”也有了不同的理解，“马屁”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乐意欣然接受了。

　　60年代以前的中国人大多是马列主义的信徒，70-80年代的人中则只有约半数的人信仰马列主义了，80年之后的年轻人则更多的不再将马列主义当作生活的唯一了。翻一翻马列的著作，会发现那一个时代中凡是为探索而寻求真理的人大多是语言与观点上的叛逆。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对人类最有影响的哥白尼、伽利略同样在面对宗教传统的强大压力之下，为坚持大逆不道的突破而不惜以身家性命捍卫科学的发现。

　　想用真实的世界来解释过去、今天与未来就难免会有些与众不同的看法，而用什么样的语言将这些不同的意见表达出来则有着不同的说法。最简单的当然是用最直白的、最简单的方式表达，而不论这种方式是否会伤及对方或他人或被误解。当然也可进行巧妙的伪装，将真实的意思隐藏在华丽的辞藻后面，还可以用嘲讽、幽默或其他的方式转达，而不管这是否会让对手或他人真正理解或明白。而我看对不同表达方式的喜好，大约就如同是对京剧、歌曲或其他文艺方式的喜爱不同而因人而异。

　　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著作中许多是“对XXX的批判”或“反XXX论”，大多是直接面对和针锋相对的争辩与讨论。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也同样是用最直接、最简单、最直白的语言告诉民众和社会，要打倒与推翻现政权、要粉碎现有的阶级统治。当然其中也不少见“让XXX见鬼去吧”“让XXX滚蛋”等语言，更有许多社会流行的谩骂语言和脏话，鲁迅等的文章更是如此，都多可以被称为是“野蛮”。

　　不同的是，当他们说出这些不能被社会主流接受的真话时，现在的中国人都认为他们是战士，要反对的是剥削阶级、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反动派。而今天则这个社会中已不再有阶级敌人，不再有对立面，不再有应被打倒的一些事与物。因此再用“野蛮”式的语言就不再是战士与英雄了，而只能是大逆不道了，是“人民公敌”了。

　　问题并不是出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语言表达，自然也不能用京剧、昆曲、川剧还是歌曲来区别与评价，关键在于表达出的意思或反映出的内容是否被民众所理解与接受。或者不管心里是否接受，但至少不是马屁，至少对于说者是该说、想说并真实的。这种真实来自于理论、实践、经验、分析和不惧怕某些威胁的胆识。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与良知的。

　　也许我的许多观点和想法是“错的”，或只是从一个角度而有些片面，或许许多观念因被媒体断章取义而被扭曲了。也许许多问题直接与政府的行政命令和规章制度有所冲突；也许许多事实并不被多数人承认或被多数人不愿接受；也许许多提法与措施会伤害一些机构或个人的私有利益；也许许多是被误解与误传的。但我并不后悔，事实最终会证明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事实总是在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与对立之中被更多的人所认识。

　　当马尔萨斯提出“人口理论”时，在整个社会中引起一片反对之声，当凡勃伦提出“社会生活习惯形成的阶级”时，经济学界也同样哗然，当马克思的《资本论》出台时，几乎所有的国家和统治者都封杀……但最终整个社会都不能不将他们列入伟大的经济学家的行列，都不能不承认他们对社会与人类的贡献。

　　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能说他们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但同样不能说他们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只有事后的几十年、几百年的社会实践能最终给他们应有的称赞。更值得称赞的是他们认真的研究精神、他们的科学态度、他们的真实与敢于提出不同于社会主流观念的突破。这背后的胆与识，虽然不被许多人认识，但却是存在的。

　　“胆识”和“敢于”并不完全相同，敢于还在于“身正不怕影子斜”。恰恰在于观点、观念可以讨论、问题可以讨论，但个人的行为却不能有污点。因为这个社会首先看到的是这个人的人品是否能证明这个人的观点是干净的、纯洁的，而从来不会相信一个生活和品行上有不被社会、法律、道德上有问题或残次的人。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或其他的伟人之所以能成功，恰恰在于他们并不拘于任何的约束，他们也在冲击着法律与道德的界限。

　　社会现有的人的行为大多首先拘泥于法和理，并希望所有的行为都是合法又合理的，最低的限制也是可以不合理，但绝对不能不合法。然而全世界最伟大的领袖们和思想者，只服从于理而从来不承认法，他们宁愿用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来推翻现行的法、建立新型的法，并让法服从于理，让自己本来合理而不合法的想法变成合法合理的现实。

　　平凡的人以现行的法为界限，伟人则以社会的理为界限，于是产生了领袖、产生了社会的改革、产生了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民众对政策的监督、产生了舆论对法律改进的动力。尽管平凡的人在社会中占绝大多数，但如果平凡的人也能对合理而不合法的事提出理的要求，那么法也就必然会越来越接近于合理性，逐步的让法与理相对的融合为一体。最好的法是让所有人都不再伤脑筋的每天想着法与理之间的差别，而限制与约束自己的思想与行为。

　　如果这个社会可以让人们表达的方式更自由些，让人们对文艺作品观赏的选择更自由些，让更多的人不仅仅局限于讨论人们应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而将重点转移到所讨论的观点本身，那么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那些语言与文字背后的闪光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的解放引导着中国的改革，造就了中国发展的神奇，也改善了社会的风气与人民的生活，将中国从贫穷中拯救了出来。但如今这一标准在人们富起来之后反而被遗忘了……最终这个社会还会回归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路上来。对与错只能靠实践，也许是个较长时期的实践才能最终检验与证实。

　　社会的进步恰恰体现在宽容的程度上。当人们不再就讨论问题的方式上纠缠时，房地产的问题就不会带有更多的政治色彩；经济与市场中的问题就不会再有更多的阶级斗争；社会中的个人偏好被新的价值观所代替，公允的评价体系将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不再是敌对的关系，上下之间是平等的人文。那么中国的民主制度才有竞争中的统一，才有公平对待竞选者的权利，公平的保护社会的民主、自由与和谐。

　　任志强

　　2008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