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农民工娃娃讨薪续 市长现场帮忙讨薪

　　“我要上学”、“还父母血汗钱”——据8月21日本报报道，近日发生在云南大理市“13名孩子帮农民工父母讨薪”事件照片在网络传开后，引发舆论强烈关注。记者调查了解到，“娃娃讨薪”的背后，涉及开发商、承建方、劳务公司之间的连环工程债务纠纷。而在这场纠纷中，开发商拖欠1000多名农民工工资2000多万元。最新消息说，经过大理州、大理市有关部门的努力，在前期支付300万元的基础上，8月20日，业主方将1400万元资金划入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指定账户。大理市市长亲率工作组赴昆明督促及时兑现农民工工资。

　　“13名孩子帮农民工父母讨薪”事件有望在州长、市长的关注下得到解决，这些为父母讨薪的孩子们的努力也有望得到回报。但其暴露出来的“只要引起舆论关注、只要受到社会关注，才可能得到解决”的“传统讨薪路线图”，仍然没有走出怪圈，反映出来的“没有压力不给，压力不大不给，压力大了马上给”的农民工工资支付的“潜规则”值得深思。

　　前有扬言跳楼、卧轨，集体上访，现在又出现孩子帮父母讨薪，一次又一次的讨薪纠纷，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处理，每次都牵扯着公众敏感的神经，撞击着社会的心理底线。自从2003年10月熊德明向温总理实话实说讨薪难，各地加大力度治理欠薪，不少地方还形成了预防和治理农民工欠薪的制度，近10年过去了，农民工欠薪事件确实大大减少，但是，并未根绝。“娃娃讨薪”事件再一次将公众的视线拉回到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上。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农民工？为什么农民工总被当成“软柿子”？难道农民工工资的支付每次都需要市长出面吗？

　　拖欠农民工工资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比如，一些地方急于招商引资，把关不严，导致有的开发商虚假注资后“空手套白狼”，最后造成“烂尾”工程，无法支付农民工工资；或是工程层层分包、非法转包或是建筑企业非法挂靠现象没有得到严格禁止；或是一些地方融资平台项目因资金紧张无法开工或者开工不足，导致工程款不能按期支付，等等。无论什么原因，别的环节、别的人的钱都不能少，惟有农民工工资可以晚点发、少点发，甚至拖着不发，这已成欠薪事件中的普遍规律。

　　一些地方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表态言犹在耳，恶意拖欠工资罪也已经入刑。从预防、检查到监督，每一个环节似乎都有制度规定，但是，不少地方办法、制度挂在墙上，解决问题说在嘴上，农民工工资支付机制仍然停留于一纸空文，没有人负责，没有人监管，犯罪了没有人追究，即使是拿到了法院的判决也无法执行。制度被虚置，判决成“白条”，不少企业把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当回事，农民工话语权弱，在没有公权力撑腰下，农民工工资被拖欠问题就演变成了老大难问题。

　　预防制度化，监督常态化，执行强制化，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并不是束手无策的难题。市长出马能够解决的问题，相信通过强化制度的执行也能够解决。只要给农民工工资支付机制加装“硬约束”，让拖欠者付出应有代价，让管理者不敢推脱敷衍，给农民工以通畅的救济渠道，让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成为用工单位的自觉行为，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否则，市长出面协调欠薪问题的景观很可能会换个时间、换个地点重演。(郭振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