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摘的红帽子下:2亿资产被占和13年刑期（下）

          蹊跷的裁判

        政通公司到底是私人企业还是集体企业，是公家投资办的企业还是私人投资办的企业；“优惠售房”算不算“非法集资”，这是问题的关键。

        迫于政府压力，原本已发文认定国家及上级主管部门均未对政通公司作任何投入的市体改委、国资局、文化局、集经办突然出尔反尔，于1996年5月重新行文，认定政通公司为“集体企业”。其中，市文化局在文件中表达了自己的无奈：“根据市府办（96）26号文件，政府研究决定，经集资案专案组审定，政通公司属集体企业……经我局研究决定，坚决按市政府领导的指示办。”就是这些“坚决照办者”，由于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良知，局长及两位副局长很快就“服从组织安排”，不再任职了。

           针对被侵害行为，肖安宁的老母李玉芳、大姐肖安惠悲愤地拿起法律武器向四川省高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德阳市体改委等上述四家单位出尔反尔的行为。德阳市委、市政府获悉后，立即派员进驻省城“做工作”，要求把案件交给德阳市中院审理。在已向当事人发出由省高院审理此案的通知后，省高院又收回出庭通知，将案件移交给德阳市中院。在德阳市中院开庭审理时则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法官不允许原告及律师发言，直接判决原告败诉。原告不服，上诉至省高院。1996年12月，省高院将德阳市中院的判决发回德阳中院重审。

          半年后，德阳中院作出令人难以理解的判决：撤销市体改委等四个被告将政通公司认定为“集体所有制”的文件；但该院却又莫明其妙地判令政通公司仍为“集体企业”。

          针对上述判决，原告再次上诉于省高院。历时两年多，省高院迟迟不开庭审理。在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同志的两度批示下，省高院才开庭审理，并派员到德阳市调查，得到的调查结论是“领导叫这样判的，我们没办法”。尽管省高院的法官明知案件真相，甚为同情肖安宁不幸的遭遇，但他们听说此案德阳市事前曾“请示”过省政法委的某领导，故省高院于1999年11月违心地作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判决：“文化局和肖安宁个人及国家对政通公司均未投入，维持原判。”

           一位法学专家说：“我活了一辈子，还从来没见过谁都没投资，就能拥有两亿多资产的企业！”

          1997年9月，德阳市中级法院以“侵占集体资产罪”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将肖安宁重判19年，决定执行18年，后省高院以“量刑过重”为由改判为13年。虽然此后省、市法院对企业的性质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定性，但对肖安宁的“罪名”始终未变，使其至今仍在狱中。

           艰难的申诉

         自从肖安宁被逮捕以后，陷入绝境的肖安宁一家便走上艰辛的申诉、上访之路，这一走就是8年。昔日拥有亿万家产的富庶人家如今不得不靠朋友接济维生。但更令人慨叹的是一家人为伸冤叫屈竟付出了两条人命！肖安宁的母亲李玉芳气倒在法院里，一个月后告别人世，肖安宁的舅舅更是当场气死在法庭上。

         2003年，肖安宁一案再次惊动了四川省委。新上任的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在一篇披露政通公司被强行改为集体性质、题为《红帽子为何难摘》的内参上批示：要依法办理此事。四川省高院于2003年3月27日，重新开庭审理政通公司行政诉讼案。这一消息对于肖安宁一家无疑是喜从天降，而对于德阳市委、市政府个别人则是如芒在背。德阳市迅即成立了应诉班子，市委、市政府相关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原市中级法院院长、现市委常委在大会上公然声称：“法院不是资本家的法院，政府决不应输给一个个体户，法院也不敢判政府败诉。如果把肖安宁放出监狱，那我不是要进监狱？”

         2003年9月，四川省高院作出判决：撤销省高院1997年的判决和德阳市中院1997年认定政通公司属集体企业的判决；撤销德阳市文化局、体改委、集经办、国资局认定政通公司为集体资产的文件。这一判决，实际上变相地认定了政通公司的私有性质。既然政通公司不属于集体资产，所谓肖安宁“侵占集体财产”的罪行自然就不成立。但是，判决又不恢复政通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肖安宁的合法地位和权利，而是在判决中回避实质问题，巧妙地把这个“皮球”踢给了德阳市工商局，要求由工商局来认定企业性质。这样的判决，对肖安宁来说毫无意义，照样企业财产被瓜分，自己仍蹲在狱中。但肖安宁的大姐肖安惠却仍心怀幻想，书面申请市工商局恢复政通公司的私营性质，工商局一纸答复迅速把“球”又踢给市文化局，文化局只能说“我们向市委、市政府请示”。其结果可想而知。

           此案引起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川内知名法学专家覃天云在近8年里从未放弃在各种场合为政通公司鸣冤叫屈。甚至一些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在私下里也内疚地说：“我们没办法！当这样的法官不如回家种红薯。”市文化局原局长、两位副局长冒着被打击迫害的风险，公开为肖安宁签字作证。川内的专家、教授则尖锐地指出：这是一桩侵吞民营企业资产的恶性案例，是对中央鼓励和发展民营经济政策的公然对抗，请求严惩冤案制造者。